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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知南：“唱歌都不会？那你学驴叫狗叫猫叫总会吗？”赵伯玉：“南姐，您这口味可真特殊啊。”
宋知南一脸遗憾：“首都的男作者不太行啊，我在河西的时候，那些男作家表演节目可带劲了，有个男的学驴叫学得特别像，那次聚会在郊区，他把隔壁村里的驴都给吸引过来了。”
众人低头看着桌面，耷拉着耳朵，像霜打的茄子似的。
聚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，宋知南输出四十分钟，剩下半小时吃饭。
吃完饭，她站起身说道：“今天的聚会挺有意思的，下回我还来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瞧你们一个个气血两亏的样子我都心疼，都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回去好好想想我今天的笑话，我保准你们睡着了也能笑醒。你们都别送了，我们四个结伴回去。”
这帮男作者毕恭毕敬地把宋知南她们送走，接着第二场聚会。
宋知南一离开，大家迅速恢复本性，聚会又开始热闹起来。
离开东城饭店后，格羽和罗静林都当场对宋知南热烈表白，“南姐不愧是南姐，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以后，咱们首都女作家圈终于有了带头大姐。”
首都的文化人越聚越多，但是女作家还是挺少，她们在各种文会上笔会上都被当作点缀和花瓶。有些年轻些的女作者甚至被当盘菜，让人十分不爽，但她们又无力改变这种现状。但宋知南的强势出现让她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光芒。
宋知南问道：“这帮人都写过什么？”
李群英拣主要的介绍了一遍：“赵伯玉的代表作是《世界上最爱我的两个女人》，张玉冰是写《我的故乡》的作者，黄宁的代表作是《哑母》。”这些作品，宋知南好像都听说过，但都没仔细看过，她只看了个开头，就皱着眉头放下了。
李群英作为编辑是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阅读的，有些文章她不喜欢也得看，便笑着跟宋知南讲了两篇文章的梗概。
“赵伯玉那篇写的是自己的母亲和亡妻，两个女人为了他耗干自己的心血和青春，他成名后之后怀念了一下就成名了，编辑和读者被他的深情所感动，为文中的两个女人扼腕叹息。
黄宁的《哑母》，是写一个姑娘年轻时被人怀疑与别人有私情，她为了自证清白，喝了农药，虽被抢救回来，但嗓子却哑了。因为是哑巴，只能嫁到二婚带孩子的男人，也就是文中男主角的父亲。文中的“我”起初对这个哑巴后妈很不敬，一直不肯叫她妈。
但后妈对“我”一直精心照顾，毫无怨言。有一次，“我家”被抄家，父亲被下放，我因为年少气盛跟抄家的人起了冲突，遭到他们的毒打，哑巴不顾一切护住我，哑巴被打成重伤，奄奄一息。那一刻，我深受感动，哽咽着叫了一声妈，哑母欣慰地笑了，脸上带着笑容离开了人世。读者又欷歔了又感动了，作者黄宁也因此成名了。”
宋知南听罢，仰天长叹，“这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。”
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，作家的身份地位堪比后世的明星。所到之处大家都捧着敬着。
写作虽然也是艺术，但又不像音乐美术有基本的门槛，它的低门槛就导致是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当作家，很多人把创作冲动当作创作才能。
俗话说，树大必有枯枝，人多必有白痴。
作家多了必有水货，而且大部分人都是水货。有些人的作品充满了腐朽的登味。他们的作品你要用火一烧，都能闻到里面的腐臭味道。拿到太阳底下一晒，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三个字：吃女人。
他们欣赏、玩味着女人的苦难，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心理咂摸、品鉴着女人受害的过程，他们热烈赞扬